特写：马街书会再续前约：鼓乐喧腾上演千台戏******
中新网平顶山2月3日电 题：特写：马街书会再续前约：鼓乐喧腾上演千台戏
中新网记者 韩章云
正月的中原大地还在寒冬中眺望春天，而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城南的马街村，传承七百多年的曲艺盛会——马街书会已火热开唱。
正月十三是马街书会正会日子，群众舞龙庆祝马街书会重启线下大型活动。 韩章云 摄2月3日，正月十三，当日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马街书会正会日子。早上8时，赶会的民众扶老携幼如潮水般涌向马街村600亩麦田，这里历来是马街书会的主会场。还是那座笑迎八方客的击鼓说唱俑主题雕塑，还是那片开阔的青青麦田，时隔三年再次迎来天南海北的曲艺人在此说书亮艺、交流切磋、拜师收徒。
马街书会，俗称“十三马街会”，是中国民间曲艺盛会。书会期间，河南坠子、四川清音、湖北渔鼓、山东快书、凤阳花鼓、陕西快板以及大鼓书、评书、乱弹、道情等曲种应有尽有。说唱艺人们以天为幕地为台倾情献艺，观众饱眼福耳福，“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能听万卷书。”参与的艺人与观众有十数万人，热闹非凡。
观众在马街书会围观“书状元”演出。 韩章云 摄曲艺人再续前约
因疫情暂停三年的马街书会今年重启线下大型活动。从正月初七(1月28日)祭火神拉开马街书会序幕后，对戏、拜师收徒等活动陆续展开，在正月十三(2月3日)正会日达到高潮。
2月3日，在马街书会现场，刘井彩一亮嗓就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这位70岁的民间曲艺人从安徽界首远道而来，为观众表演渔鼓。铿锵的鼓点、声如洪钟的说唱，精彩之处，观众掌声、叫好声不绝。
“等了三年终于在马街书会现场开唱，高兴得很。”刘井彩告诉记者，疫情前他和同伴连续十多年来马街书会亮书献艺，也因此和许多民间曲艺人成为老朋友，今年重返马街书会，他期待见到熟识的老艺人切磋切磋技艺，再把会的曲子唱给年轻人听，希望他们能传承下去。
传承七百多年的马街书会，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曾经赶会看热闹的娃娃成为书会上亮艺献唱的主角。
宝丰马街村的孩子们在马街书会上说书亮艺。 韩章云 摄10岁的胡梦哲就是马街村人，学业之余跟着师父学了三年河南坠子，这一次她终于有机会站在马街书会现场表演，成为马街书会新生代艺人。面对层层围观的观众，她的表演落落大方，嗓音清亮、吐词清晰，受到师父和观众的夸赞。
唱河南坠子对胡梦哲来说是一件有趣又神气的事，尤其是获得观众的掌声，自豪感立马涌上心头。如今，她也有了一个宏大的梦想：“我期待将来能成为马街书会的‘书状元’，在更远、更大的舞台上唱响河南坠子。”
在马街书会主会场的东南角，两座并排排列的硕大戏棚前聚满观众，来自宝丰当地的一个豫剧团和曲剧团正在对戏，两家剧团通过精彩的表演各自吸引观众赢得掌声，最后一较胜负，这也是马街书会的经典项目。
27岁的闫启超是土生土长的宝丰人，从小就赶马街书会的他今年首次以演员的身份在马街书会上演出。一天连续唱戏四五个小时，明明是一件辛苦的差事，他却甘之如饴。
“我生长在曲艺之乡宝丰，从小耳濡目染就十分喜爱曲艺、戏曲艺术，唱戏演出也就不觉得辛苦。”闫启超也坦言在马街书会上为家乡父老演出压力很大，“只有提着劲儿好好唱，才不负老乡们的热情。”
来自安徽的曲艺团队在马街书会上献艺。 韩章云 摄今年，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也如约来到马街书会现场，给观众们带来经典评书《岳飞传》，此行她还参加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校揭牌暨说唱艺术团授旗仪式等活动。
从1981年首次参加马街书会至今，79岁的刘兰芳已赶会19次，在她心中，马街书会就是一个多年好友，正月十三回到宝丰赶会就是她和马街书会的“约定”。她也见证了马街书会从民间自发组织走向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现在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落地宝丰。
“马街书会越来越好了，路修宽了，有了‘书状元’榜，有了主题塑像，还建有中国曲艺交易中心、中华曲艺展览馆，变化很大，特别是2019年马街书会盛况空前。”刘兰芳说，延续七百年的马街书会为中国的曲艺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书会越办越好，将来通过发展曲艺小镇等文旅融合项目，马街书会也一定能为当地热爱曲艺的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
曲艺人在马街书会现场亮艺献唱。 韩章云 摄丰富多彩活动迎马街书会重启
记者了解到，今年马街书会系列活动以“书说天下唱响万家”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盛会重启。包括祭火神、对戏、收徒拜师、亮书、书状元评选、写书下乡等民俗活动，同时第五届优秀长篇大书擂台赛，马街书会《历届书状元展演》将也在麦田大舞台展现。
以天为幕地为台，马街书会期间，各路艺人在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式，扎起摊子，打起简板，拉起琴弦，这就开始了说唱。“鼓子声声走雷喧，琴声悠悠流细涓。大调坠子传神韵，唱醉听客马街前”的生动画面再次上演。
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申红霞表示，按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当地将保护好以马街书会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建设好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探索宝丰路径、作出宝丰贡献。(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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