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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成本上涨 如何上个“更便宜”的学?******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欣雨

  近年来,不少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相比国内就读,国外留学的学习与生活开支高昂,对一般家庭来说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在选择留学时,留学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国外留学费用一直呈上升趋势。除了不断上涨的学费,住房、食物、交通、书籍等与生活有关的费用也受物价上涨的影响而提高。

  欧美地区大学学费上涨较快

  大学学费是留学总费用的主要构成之一。由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较低迷,疫情期间的食物原材料、住宿等运营成本也全面上涨,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其他经济衰退因素的压力,多数学校不得不上涨学费。近年来,许多留学生家庭都感受到了学费上涨的压力。

  欧美地区的大学学费上涨较快。以英美两国为例,根据U.S. News的年度调查数据,在2022-2023学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大学平均学费都有所上涨,私立大学的平均学杂费更是上涨了约4%。今年年初,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宣布:2022-2023学年的学费增加4%,本科生就读年成本将上调至77034美元,其中学费为57693美元。2022-2023学年,耶鲁大学的本科学院就读总成本上涨至80700美元,相比去年77750美元,涨幅约为3.8%,其中学费为62250美元。

  英国各院校专业每学年的学费平均增长了1000英镑,部分院校对热门专业的学费进行大幅上调。牛津大学2022年秋季国际生学费比上一年上涨1000-1500英镑,而2023年学费则比2022年暴涨1000-5000英镑。热门专业的学费,材料科学暴涨至44240英镑/年,涨幅5230英镑;政经哲专业学费35080英镑/年,涨幅5580英镑;临床医学学费52490英镑/年,涨幅3890英镑。剑桥大学的医学专业学费已接近6.4万英镑/年,较去年涨幅接近3000英镑,是英国大学里学费最高的专业。

  加拿大高等院校的学费一般低于英美澳等国家,学费多少取决于院校、学位、专业、是否为国际学生等。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2022-2023学年大学学费报告,加拿大本科生的平均学费为6834加元,比上一学年增长约2.6%。加拿大研究生的平均学费为7437加元,比上一学年增长约1.7%。在加拿大所有省份中,诺瓦斯科舍省、安大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生学费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42.4%、26.2%、34.4%。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近年来的平均学费持续增加。以本科为例,2002年时,国际生学费仅是本地生学费的2倍左右;如今,国际生学费已达到本地生学费的4.2倍。

  生活成本高受物价上涨影响明显

  留学生们的生活成本受通货膨胀影响明显,物价上涨是影响留学生们生活开支的重要因素。以加拿大为例,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2021年4月到2022年4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6.8%,加拿大人购买食品的费用增加了9.7%,这是自198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住房成本也以1983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对于留学生而言,生活费用占比较高的部分是房租。以英国为例,2022年,受访学生的平均月租金为455.4英镑,虽然相较去年下降了12%,但租房支出依旧高于中国国内房租水平。曼彻斯特的房租最贵,平均每月需要556.5英镑,其次是考文垂、布里斯托、埃特伯雷,这些城市的平均月租金都超过了500英镑。

  生活成本的高低还受到留学生们常住的地段和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例如,在澳大利亚,与黄金海岸和堪培拉等城市相比,悉尼和墨尔本地区的生活费用对国际学生来说要贵得多。在悉尼留学的段同学说道:“如果你平时在国内花钱比较大手大脚,衣服化妆品经常换,那么出国的话就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少了,因为国外的奢侈品、化妆品打折得很厉害。如果本身在国内就比较节俭,出国后的消费也是基本的衣食住行的话,反而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大了,因为国外所有的消费一旦换算成人民币和国内比较就会贵很多。”

  国外的吃、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开销比国内要高许多,为此,许多留学生改变了部分生活习惯。英国华威大学的小陈介绍道:“英国的打车、公交、外卖费用都不比国内便宜。在国内坐一次公交大概花2块钱,但在英国坐一趟单程的公交大约要花2镑,相当于人民币16块。”出国前,学生们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不过半小时,就可以花合适的价格购买到想吃的丰盛外卖。然而,国外的外卖却不似国内的外卖般物美价廉。“国外点一顿外卖至少得十几镑,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而自己做饭估计只需要花3镑到5镑。”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开销,还有一些无法预料、意想不到的非固定生活支出,例如初到留学国家准备生活用品的费用、医疗保险消费、外地旅游消费、每月的水电煤气费用等。特别是在今年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下,冬天到来,供暖费预计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认为,今年冬天英国能源账单的增长速度可能将超出此前的预测。

  降低成本,学生与家长有话说

  在留学成本日趋提高的当下,留学生与家长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尽可能在国内就通过语言考试。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为留学生设立了语言课程。然而,在海外就读语言课程意味着增加了留学生的留学时间与花费,因此,留学生们最好在出国前就打好语言基础。在加拿大留学的阿豪同学的妈妈也建议:“要提前做好准备,雅思在国内就要通过,不要留到国外再补齐语言技能。”

  关注学校政策,努力争取奖学金与助学金。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2021-2022年的学杂费标价为56010美元,但学生在获得助学金后,当年的平均学费约为16562美元。哈佛大学为55%的本科生提供了平均62613美元的按需奖学金或助学金。

  英国也有部分高校有奖学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主任包迈岫介绍:“有很多奖学金正在为国际学生颁发,以此鼓励学生的多元化学习。”例如,2022-2023学年就有18所高校为中国学生提供26个非凡英国奖学金名额,并鼓励中国学生申请。

  选择“性价比”高、投资回报率高的学校与专业。包迈岫表示:“英国的本科课程通常只有三年,而研究生课程通常为一年,因此学生可以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快地进入工作岗位,就投资回报而言,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选择。”

  在留学城市勤工俭学。目前,中国留学生可以在部分留学国家通过兼职、带薪实习、担任助教、在网上售物等方式获得部分经济收入。不过,虽然勤工俭学成为不少留学生增加收入的普遍选择,但学生们的收入基本只能满足日常开销,且勤工俭学是对个人时间安排的考验。在英国伦敦的小徐介绍道:“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中餐厅或中超做兼职,但全职还是比较少的,毕竟出来留学不能本末倒置。”

  如果外卖贵却吃不饱,可以选择在学生食堂就餐。以德国为例,德国各大城市设立的学生食堂的食物价格便宜,种类齐全,是经济实惠的用餐选择。当然,如果留学生们想要在国外吃得又便宜又健康,还符合自己的口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做饭。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小梁表示:“在这里一顿外卖比国内贵很多,所以自己做饭最省钱。”如果选择在距离学校远的地方租房,经常打车将会有一笔不菲的交通费用支出。因此,她还建议平时少打车,用好公共交通。“我一般会摸清楚当地的公交和地铁线路,合理运用这些交通工具也能省下一笔钱。”

  即使目前留学受成本高涨的影响,家长们依旧愿意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出国留学。在加拿大就读的留学生阿香的母亲介绍道:“我们家在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不会因为留学成本问题就放弃某一个地区或学校。只要是孩子想去的、未来前景好的学校和地区,我们都会全力支持。”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外安心学习即可,不用过分担心成本问题,“孩子出去留学肯定是以学业为主,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因为经济开支问题边上学边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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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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