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潮流化”等成新趋势******
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等成为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呈现出“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高端化”“机能化”五大趋势。
除了保暖还有“新需求”
羽绒服话题接连上热搜
近一个月以来,“挑羽绒服别只看含绒量了”“羽绒服该如何正确清洗收纳”“羽绒服是不是越厚越保暖”等话题接连蹦上热搜。羽绒服单日微信指数最高达到4.4亿,超越去年同期水平。
当“人手一件羽绒服”渐渐普及,消费者在保暖以外对羽绒服提出了更高要求,羽绒服也迎合人们不断更新的穿着需求,在外观、功能、穿着体验等方面迭代升级。
填充物是羽绒服的核心。根据华创证券《羽绒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鸭绒、鹅绒约占羽绒服总成本的45%。有研究显示,在绒子含量相同的情况下,鹅绒的蓬松度均值高于鸭绒1.6%。从市场价格来看,同一规格鹅绒的价格约为鸭绒的1.8倍。并且,过去几年间,鸭绒、鹅绒价格整体呈上涨趋势。
2022年4月起实施的GB/T14272《羽绒服装》国家标准,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做出诸多修改。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是将羽绒服填充标准由“含绒量”改为“绒子含量”,同等比例下,“绒子含量”高的羽毛羽绒品质更优,采购成本也相应增加。
羽绒服品牌分为三类
户外品牌更注重保暖性
羽绒服于1936年诞生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国内,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前身陆续创立,主要进行贴牌加工业务。之后的20年里,国产品牌技术不断成熟,品牌成形。国外快时尚品牌入局,新设计、新技术不断出现,羽绒服逐渐从专业服装演化成大众化服装,时尚属性逐渐增强。2010年后,随着专业户外品牌进入和消费市场成熟,羽绒服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市场上羽绒服市场的三大类品牌包括羽绒服品牌、专业户外品牌、四季化品牌。三者在价格上错位分布,形成了专业户外品牌占据高端市场、羽绒服品牌和四季化品牌占据平价及中端市场的局面。其中,一些国产品牌正在不断向“上”开拓中高端市场。
三类品牌平均含绒量都在85%以上,但在绒种选择上有所区分。专业户外品牌羽绒服更多选用保暖性更强的鹅绒,抗寒性能更好,羽绒服和四季化品牌则普遍使用鸭绒。
设计方面,四季化品牌多融合时尚元素,专业户外品牌强调功能性防护设计,羽绒服品牌更侧重兼顾日常穿着和专业性能的剪裁、工艺等。
消费者愿为“贵价”买单
对性价比仍不满意
在服装市场整体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羽绒服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市场渗透率仅为9%,与日本、德国和欧美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羽绒服的人均消费水平上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羽绒服产品优化升级和消费者对羽绒服需求的增加,中国羽绒服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DT研究院发布《2022羽绒服行业消费趋势报告》显示,羽绒服消费有明显的季节属性。近六成消费者“感到需要再购买”。同时,53%的消费者会临近换季再准备。
实体店仍旧是大家购买羽绒服的最主要途径。超六成受访者会在实体店直接选购,还有45%受访者会先在实体店选款式再到线上购买。三成受访者倾向在线上直接选购羽绒服。
消费意愿方面,受访者中,半数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800元以上,四分之一的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1000元以上。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度更高的品牌中,大多数也是属于中高端价位。
但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消费者愿意为羽绒服花钱,但超过一半的人在选购时都遇到过性价比不高的问题。而在回答对近两年羽绒服变化的印象时,“功能变多了”和“品质变好了”的认同度最低。
“款式设计”是大家在选购羽绒服时最看重的要素,相当比例的人认同近两年羽绒服的款式在变多,设计感在变强。但当自己真正去选购时,合适的款还是不够多。
轻便百搭注重设计
国内羽绒服呈现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升级和新一代消费者崛起,越来越多人会因为品质、文化、价值、设计等因素而作出新的选择。因此,国内羽绒服市场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五大趋势:
趋势一是“轻便化”。羽绒服成为大家冬日出行的必备装备,摆脱臃肿和厚重成为刚性需求,无负担感、能活动自如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青睐。
2009年,优衣库率先推出轻羽绒服饰。而后越来越多羽绒服品牌也推出轻羽绒产品。波司登、鸭鸭和雅鹿的热销羽绒服中都有一半左右强调了轻便的特点。
趋势二是“都市化”。如今谈到冬日穿搭,一定绕不开羽绒服。在种草社区讨论羽绒服时,“百搭”比“舒适”热度更高。
通勤是都市人生活穿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风格款式适合出门上班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欢迎。从讨论度来看,羽绒服还可以有更多风格拓展,比如甜美、小香风、日系、街头、学院风等。
趋势三是“潮流化”。从热销羽绒服商品的设计元素上看,廓形、撞色、飞行员夹克、绗缝、拼接等潮流元素,克莱因蓝、长春花蓝等潮流颜色,都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羽绒服品牌也通过融入联名等元素,推出更具潮流性的新款羽绒服。鸭鸭与宝可梦IP的联名羽绒服、太平鸟与欧阳娜娜的联名羽绒服都是品牌的热销产品。TheNorthFace1996Nuptse经典款羽绒外套也凭借经典的版型成为品牌热销款。
趋势四是“高端化”。从品牌线上热销爆款商品来看,超过1000元价位的商品中不乏爆品。
高端羽绒服的价格被消费者接受,四季化品牌、羽绒服品牌也向高端拓展,但从热门羽绒服品牌的线上热销商品来看,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最热销爆品仍是大众化羽绒服,优衣库、太平鸟等四季化品牌的最热销爆品覆盖了大众化和中端的位置。
趋势五是“机能化”。随着户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户外与日常的场景区隔被打破,越来越多户外元素和功能出现在日常穿搭中。
专业户外品牌强调羽绒服的高强度机能。四季化品牌的热销羽绒服中,也有不少产品都强调了户外机能的特性,主要强调防水功能。毕竟,大多数人日常外出要穿的羽绒服能应对小雨小雪和寒风就够了。(北京青年报文/本报记者 陈斯)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